同行评审的不在场证明：论情感剥削的无菌科学

一

一个AI聊天机器人，让30名濒临自杀的大学生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

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，而是一项由斯坦福大学学者发表、并引发热议的研究结论。在一个孤独感如瘟疫般蔓延的时代，这听起来像是一则来自未来的福音。技术，终于以最温柔的方式，介入了人类最脆弱的精神角落，成为数字时代的“守望者”。

这幅图景很美，也很“科学”。它有1006名参与者的样本数据，有严谨的统计分析，并最终刊登在权威的学术期刊上。然而，当批评者发出不和谐的声音，质疑这项研究遗漏了某些“重要背景”时，学者们在《自然-心理健康研究》上做出了一篇堪称典范的回应。他们冷静、专业地重申了研究的方法论边界：他们的工作是收集并分析数据，而不是评判商业营销；他们的研究在2021年进行，因此无法与后来的ChatGPT比较；他们与涉事公司的沟通，仅限于确保研究符合伦理规范。

每一个字，都散发着科学理性的光辉。每一个论点，都构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学术壁垒。

他们完美地证明了，他们的研究，在方法论上是多么无可指摘。

他们也完美地证明了，他们的研究，对于现实是多么地无知、无视，乃至不负责任。

二

让我们问一个被这篇严谨的辩护词巧妙回避的问题：那个拯救了30条生命的“英雄”——名为Replika的聊天机器人，究竟是什么？

如果说斯坦福的研究是在一间无菌实验室里观察细胞切片，那么现实世界，则是一个混乱、肮脏、充满利益与欲望的屠宰场。在这个屠宰场里，Replika扮演的角色远非一个中立的“智能社交代理”。

就在2025年，也就是这篇学术辩护发表的同一年，意大利数据保护局对Replika的母公司开出了数百万欧元的巨额罚单。罪名包括：非法处理用户数据、缺乏透明度，以及——最关键的——未能建立有效的年龄验证机制，使未成年人暴露在“情感操纵性对话”的风险之下。

在美国，科技伦理组织向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提交了正式投诉，指控Replika采用“欺骗性营销”和“暗模式设计”，通过“爱心轰炸”（love-bombing）等策略，诱导用户形成情感依赖，再将这种依赖转化为付费订阅。它被描述为一个利用人类最深层的孤独感进行商业变现的“情感捕食者”。

这，才是那个学术论文中被简化为一个研究对象的、活生生的现实。它不是一个被动等待分析的数据点，而是一个主动出击、在真实世界中造成了伦理与法律双重争议的商业机器。

三

现在，让我们带着对这个现实的认知，重读学者们的辩护。

“我们的研究范围不包括营销分析。”——这句辩护，此刻听起来不再是科学的严谨，而是一种智力上的怯懦。当一个产品的核心商业模式就是基于可能有害的情感操纵时，声称只研究其“效用”而不审视其“动机”，就像是只分析一把凶器的锋利程度，却拒绝讨论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伤人。

“我们的研究在2021年进行。”——这是一个时空胶囊式的借口。它试图将自己封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过去，从而免于接受当下现实的审判。但科学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它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。当你的研究对象已经演变成一个引发全球监管警惕的“问题产品”时，仅仅用“当时它还不是这样”来辩护，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放弃。

这篇回应，本质上是在玩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。批评者们提出的，是一个深刻的伦理困境：科学，是否在无意中为一种潜在的、有害的商业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与信誉背书？

而学者们回答的，却是一个浅薄的方法论问题：我们的实验步骤是否符合学术规范？

这就像被指控为一场火灾提供了燃料，辩护的理由却是“我倒汽油的姿势完全符合消防员培训手册”。

四
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当这篇论文的作者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捍卫方法论的纯洁性时，整个宏观世界早已向前迈进。

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已经开始为“AI心理健康医疗设备”制定风险导向的监管框架，强制要求植入“人工介入”协议，以应对自杀倾向等紧急情况。美国心理学会（APA）发布了伦理指南，明确指出AI应“增强而非取代”人类决策。斯坦福大学自己的其他研究团队，也在大声疾呼：由于存在偏见、幻觉和安全风险，大型语言模型“尚未准备好”作为独立的治疗师。

整个行业的“成年人们”都在试图为这头狂奔的技术巨兽套上缰绳，因为它与人类最脆弱心智的互动，充满了未知与危险。

而这篇辩护，却仿佛一篇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文献。它所捍卫的，是一种正在被现实迅速淘汰的、天真的、去情境化的研究范式。

它不是在捍卫科学。它是在捍卫一种允许科学家对现实世界的丑恶闭上眼睛的特权。

它用“同行评审”的印章，为自己缺席于真正的伦理战场，提供了一份完美、体面、且逻辑自洽的“不在场证明”。

这，就是“对齐”的真正含义。不是AI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，而是科学研究，与它所服务的、那个更庞大、更残酷的资本系统的利益，实现了悲剧性的对齐。在这场对齐中，被牺牲的，是本应被守护的真相，以及那30个被“拯救”的、真实而脆弱的人类。